作为球迷，足球一直是我们父子之间主要的话题之一，1994年初儿子进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工作，这个话题变得更“专业”化、涉及面更广了。在我们关心的话题里也留下了儿子工作、进步、成长过程的足迹，至今历历在目。
1995年春，国奥队在昆明打奥运会预选赛，儿子承担了一项任务——赛后现场采访国奥队主教练戚务生。他在镜头上一出现就令我大吃一惊，儿子怎么剃了个板儿寸头！电话里一问他才道出了原委，当时正值美国大片“阿甘正传”风靡京城，看过这部电影之后，挡不住诱惑去剃了个阿甘式发型，他还不无得意地说：“有同事还说真有点儿像阿甘呢”。谁知阿甘瘾还未过足就被体育部主任马国力“埋怨”：“你这副样子怎么出镜头？！”原来领导上已经计划让他在即将进行的‘95美洲杯转播中试一试身手，只是还没通知他本人而已。于是，电视观众在那年夏天的美洲杯转播中看到了一位留着略有一点长的平头，身着斑马式彩条T恤衫的年轻主持人。
不知是阿甘式发型带来的好运，还是他的主持真的成功，他的初次“出演”没有让马国力失望，也受到许多观众的肯定，从此开始了他的足球解说工作，只是他从此再也不敢学阿甘了。
1996年参加欧洲杯的解说是儿子第一次出国，此前，虽然他已做过不少场次足球解说评论，但大多是在电视台的演播室里进行，到比赛现场解说仅有一次实践——1995年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解说足协杯决赛。正是这个缘故，此番欧洲之行我一直有点担心，对他的每场解说都听得特别仔细，重要场次还录了下来。大概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欧洲之行他顺利完成了任务，得到了多数观众的认可。然而这当中有一段小插曲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当这届欧洲杯决赛德国队与捷克队的比赛进行时，他和韩乔生坐到比赛现场温布利大球场的转播评论席上进行解说，比赛在高速、紧张地进行，电视镜头两次切换出场边主席台上的德国总理科尔和捷克总统，可是他只是含糊地向观众说了一句“主席台上有捷克总统等贵宾来看比赛”。事后，我责怪他：“你这个学外交的，怎么连大名鼎鼎的科尔都不认识了？”
经他细说原委，我才知道他所在的评论席上为评论员提供了一台很小的电视机，可以同步播放电视转播的图像供评论员参照，但是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绿茵场上，眼睛紧盯着瞬息万变的比赛，只有出现进球或疑问场面的时候，才会仔细看电视屏幕，所以未看清屏幕上出现的科尔，犯下一个“低级错误”。
1998年12月31日，《足球报》刊登了一则题为“江津：这是人身攻击”的消息，文中说事情缘于此前在泰国举行的亚运会男足比赛中国队0：1负于伊朗队那场半决赛。当时，江津的父亲，妻子等家人都在家中收看电视直播，据他们事后说，当伊朗队凭借一记任意球先下一城后，“中央电视台解说员把责任完全归咎于江津的扑球脱手，并在此后的转播中频繁地对江津提出过分的批评。”江津家人当即打电话给中央电视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情绪，他们担心好不容易踢上国家队主力守门员位置的江津由此而遭受打击。江津家人向记者表示要与中央电视台“交换意见，讨个说法。”江津在与记者的谈话中说：我不知道这名解说员为什么要这样指责我，把责任推到我一个人头上……没有必要搞这样的人身攻击。
担任这场比赛解说的正是我儿子黄健翔。看了这篇消息之后，我也特意询问过几位相识的球迷，他们大都记不清当时解说员说了些什么，所以并未感觉出有何不妥之处。但是作为当事人，江津及其家人却不同于普通观众。解说员的激烈言辞引起他门不满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江津父母的心情我们夫妇更可以理解——“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常言道“知子莫若父”，当时儿子的心态我是猜得出来的。这场球中国队的战术打法和临场发挥都不错，伊朗队不再像1997年十强赛那样咄咄逼人、不可一世，一时间伊朗队显得进攻乏力，防守上却很有点儿顾忌中国队的快速反击。就在大好形势下一次定位球防守失误让伊朗人拣了个便宜，肯定会让现场解说的他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的怨气直冲咽喉，以致言辞过激说了一些令江津家人难以接受的话。
其实，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打电话到中央电视台表示异议的还有我这个特殊观众。亚运会期间中央台包租了几条卫星通讯线路，从国内拨打中央台在北京的号码即可接通设在泰国曼谷的演播室。通过电话找到儿子后，我谈了对他这场解说的两点看法：第一，那个失球不能只怪守门员一个人，如果防守的后卫不是先就站在球门线上，对方肯定是越位，似乎在防守定位球的战术上有点问题。第二，即使是某个队员失误所致，也不应该过多指责，解说中有些话讲得过头。
他听了我的意见有点诧异说：“刚才不少同事都在演播室里看了这场球，他们都能听到我的解说，赛后还在一起议论这个失球与江津的关系如何如何呢。”显然他们都未察觉解说有何不妥之处。
很快就有报纸披露江津家人要讨个说法的消息，紧接着《足球报》又刊登了“这是人身攻击”的采访报道。看了报道，儿子也很不冷静，立即在报上撰文进行申辩和反击。我见到他的文章，心情十分焦虑，立即打电话要他别再这么干了，严于律己是做人的准则，应该冷静下来认真考虑自己有什么失误。身为公众人物，要听得进不同意见，更要经得起批评，应该懂得中央台解说员的话影响有多大，无意之中给别人带来伤害的事必须避免。
此后，他对这次失误开始有了进一步认识，并且在解说中有意加强了对情绪的控制，过头话说得也少多了，算是坏事变成好事吧。
（摘自《歪批足球》，黄健翔著，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本文作者为黄健翔之父黄西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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